韓國大巡真理會對《大學》思想的解釋與轉化

一、前言

十九世紀，對於亞洲而言，可說是新興宗教與秘密會社快速發達的時代。戰爭、被殖民、難民、移民潮、現代化與制度的變革，導致傳統價值失落等，焦慮、不安、失衡、混亂與困頓的生活，民間社會充分感受古老預言所說的｢劫｣的降臨與｢末世｣危機，亞洲許多民間教派紛紛興起。在這當中，因被侵略與被殖民的國家，如中國、越南、韓國等國家，帶有民族主義的民間教派特別興盛。

漢字文化圈的國家，其民間教派的特色多屬融合儒、釋、道三教，同時兼具本土國情民俗文化，以貼近百姓內心深處的渴望，協助他們解決生存所遭遇之災厄，讓黎民得以得到生存的安全感與依賴感。基礎的生存條件得到安頓後，才得以與之談論屬於超越的修道層面，由韓國姜甑山（姜一淳，1871〜1909）所創之系譜教派大巡真理會，也是如此。

漢字文化圈的國家，無一不受宋明儒學的影響，特別是程朱理學思想。各國同時發展適合國情的思想內容，進而再詮釋程朱思想。朱熹（朱晦庵，1130〜1200）以道統相傳、孔門心法的觀念編輯《四書》，全面影響了漢字文化圈的儒學發展。再者，因為科舉考試選才制度，朱熹的《四書章句集註》成為必考科目，故而《四書》的傳播，擴展至各個階層，只要想透過科舉考試晉升仕途者，都必需閱讀《四書》，此即錢穆（1895〜1990）所說的｢進四書而退六經｣的學術影響。¹⁾朱熹之舉，進一步的影響即是發展出｢《四書》學史｣的注經傳統，²⁾即使進入廿一世紀，我們對儒學的初步認識，也是透過《四書》。

韓國屬於漢字文化圈，而且在制度上也曾向中國學習，因此，《四書》也是讀書人的必讀書，他們對《四書》並不陌生。

然《四書》最受後人討論者，莫如《大學》。儒家經典在歷史學術脈絡中，沒有一本書像《大學》一樣，因後人不同的詮釋，導致在中國歷代思想中不同的學術性格與命運，形成｢一本《大學》，多元詮釋｣的解經內容。³⁾中國在漢唐之際，〈大學〉只是《禮記》中的一篇文章，漢．鄭玄（127〜200）與唐．孔穎達（574〜648）以｢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。｣⁴⁾可見漢唐時，〈大學〉被定義成政治性的文章。宋．朱熹以｢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｣引程頤之言說：｢大學，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｣⁵⁾可見在程、朱眼中，《大學》是性命之書，特別是朱熹以｢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｣定義｢明德｣，自此後，《大學》是性命之書已成為宋明讀書人的共識，即使對朱熹不滿的王陽明，他也是以性命之書看待《大學》。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，《大學》被賦以不同的意義，甚至清儒斥之為｢禪書｣而非孔孟之學。這樣的現象，不只出現在菁英界的知識分子，也出現在中國清末民初的民間教派之中。⁶⁾

無獨有偶，《大學》被多元詮釋與其被宗教化的特質，也出現在韓國姜甑山系譜的大巡真理會的《典經》之中。《典經》乃記載被尊稱｢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姜聖上帝｣姜甑山的生平、行誼、神蹟與思想。其中，他對於《大學》的詮釋與運用，可說符合韓國儒學者長期以來，以｢實學｣的角度解讀儒家經典，並且運用於經世濟民之中，特別是《大學》具有神秘的宗教療癒效力，已經不是漢代《禮記.大學》中的政治之篇與朱熹以心性觀點解釋的《大學》了，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解釋與定位，不只是聖人之書，更具有神秘的力量，開創韓國新宗教對《大學》的另類解讀。

本文將以大巡真理會在臺灣所出版《典經》為主，研究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解釋與運用，並輔以《大巡指針》、《大巡真理會要覽》，探討當今大巡真理會在姜甑山的基礎上，道主趙鼎山（趙哲濟，1895〜1958）與都典朴牛堂（朴慶漢，1917〜1995）如何解釋《大學》之｢誠意正心｣，並透過務實的修道信念，成為其核心教義之一。

二、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認識與理解

根據學者的研究，朱子的著作乃於高麗時期忠烈王十六年 (1290)傳入。高麗忠烈王（王諶，1236〜1308）十五年（1289），安珦（又名安裕，1243〜1306）隨忠宣王（1275〜1325）⁷⁾赴元大都，正值元朝重視程朱理學，也因之開啟他閱讀朱子學說的契機，他遍覽朱熹所有著作，並手抄《朱子全書》。忠烈王十六年（1290），安珦回國，並將朱子學引入高麗，由於他十分崇拜朱熹，故以｢晦軒｣自號，意謂效法晦庵（朱熹），並懸掛朱子像以效尤自勵。⁸⁾

安珦自元返國後，致力於推廣朱子學，他對學生說：｢吾曾於中國得見朱晦庵著述，發明聖人之道，攘斥禪佛之學，功足以配仲尼。欲學仲尼之道，莫如先學晦庵。｣⁹⁾安珦是最早將朱子學引進高麗者，畢生推動朱子學不遺餘力。

白頤正（彝齋，1260〜1340）也是高麗發揚朱子學重要的學者。據韓國學者金忠烈與中國學者李甦平的研究，白頤正於忠烈王三十一年（1305）赴元，迄忠肅王元年（1314）返國，他在元朝時間，程朱理學被視為官學。元仁宗皇慶二年（1313），朱熹《四書章句集註》成為科舉取士的必考科，白頤正在元近十年間，也將這股學潮帶回高麗。《東國通鑒》記載：｢白頤正會議評理時，程朱之學始行於中國，未及東方，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。｣李齊賢（1287〜1367）《櫟翁稗說》也說：｢白彝齋…留都下十多年，求程朱性理之書以歸。｣，可知，當年入元的高麗學者，皆將朱子學說引入高麗。然而朱子《四書章句集註》得以在高麗流通，權溥（1262〜1346）才是最關鍵的人物，李齊賢《櫟翁稗說》記載｢權公得《四書集注》鏤板以廣其傳，學者知有道學矣！｣¹⁰⁾恭愍王（王祺，1330〜1374）十六年（1367）時，大司成李嗇（牧隱，1328〜1396）負責成均館，更易學制，分有五經四書齋，後稱九齋，程朱之學成為主流。朝鮮王朝時，遵循高麗之法，設九齋於成均館，科舉考試之經書義中，需依主朱熹《四書章句集註》之說，自此之後，朝野的讀書人，研習《四書》皆以朱熹為宗。¹¹⁾

由於高麗與朝鮮學者對於《四書》的理解皆源於朱熹，他們皆以｢心性之學｣的角度閱讀《大學》，罕見學者再回顧《禮記.大學》本是｢政治之篇｣的意義，即使朝鮮著名的朱子學者李滉（李退溪，1501〜1570），其名著《大學圖》也是從心性之學的認知解釋《大學》。¹²⁾

清末中國興起了經典回歸思潮，主張回歸到儒家的原始經典六經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並喝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是異端、禪書，非儒家正典。¹³⁾這股經典回歸之風，也影響了日、韓。日本德川時代，伊藤仁齋（1627〜1705）以恢復｢孔孟之血脈｣為由，對《四書》進行文本批判，並以探求六經之古典經義為要的｢古義學｣，將《大學》排除於｢經｣之列，貶降為｢記｣，伊藤仁齋的主張，象徵了德川時代首次將《四書》解體。¹⁴⁾

根據臺灣學者蔡振豐的研究，日本古學派對《四書》的態度，影響了朝鮮實學派名儒丁若鏞（丁茶山，1762〜1836）對《大學》的重新詮釋。丁若鏞不滿朝鮮學者以朱子的性理之學解釋《大學》，也與伊藤仁齋有別，形成他對《大學》的特殊詮釋。¹⁵⁾

丁若鏞以：｢禮樂刑政｣、｢孝弟（悌）忠信｣、｢誠意正心｣做為《四書》的基本架構，他認為《大學》的地位最為重要，尤其｢誠意正心｣是中心思想，乃是｢天人之樞紐｣。¹⁶⁾他反對朱熹以心性之學注解《大學》，並以｢孝弟（悌）慈｣思想解釋三綱領，而｢格物致知｣是知所先後本末，因此｢誠意｣是｢格物致知｣的基礎，主要在於由修身至平天下的始終先後，因此｢格物致知｣與朱熹所說的明善復初無關。蔡振豐即明白表示：｢丁若鏞藉由這個詮釋的轉移，乃把《大學》的重點由朱熹所說的『性』轉到『德』、『行』及推己及人之『教』的方向，而與『禮樂刑政』結合起來。｣¹⁷⁾可見，丁若鏞擺脫全然以心性之說解釋《大學》的朱學傳統，而以實用的角度運用《大學》所蘊含的思想。因此蔡振豐認為，相較於伊藤仁齋全面貶抑《大學》，丁若鏞以人倫日用的務實角色重新詮釋《大學》，更為基進。¹⁸⁾丁若鏞主張《大學》的實用性，影響了朝鮮末期學者解讀《大學》的另一視野。

朱熹版的《四書》因科舉考試的因素，成為中國士庶社會的必讀書。韓國在高麗時期，與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存在血裔關係，元朝的公主與高麗皇族通婚，高麗的嗣子通常需要赴元學習，因之許多制度也學習元朝，故而朱熹改本的《大學》成為最通行的版本。朝鮮時期在策士選才的考科亦沿襲高麗，雖有陽明學盛行，然朱熹的《四書章句集註》仍是最普及的版本。

姜甑山對於《大學》的理解，也是以朱子版本為主，《典經》〈教運〉第一章56條即說：

這段文字即是朱熹《大學章句》的語句，可見姜甑山對於《大學》知識的理解乃來自朝鮮時期所建立的朱學傳統。朱子認為，｢經一章｣是孔子的思想，而曾子撰述；朱子重新編輯的｢傳十章｣則是曾子之意而門人纂述，可見朱熹將《大學》以聖人之經與賢人之傳的思想論述與編排方式，廣被接受。尤其是｢經一章｣被視為孔聖之言，為全書之思想核心，促使後人對於《大學》的注解，出現了專就｢經一章｣進行解釋的現象。如一貫道十五代祖師王覺一的《大學解》，先天道王守庭（王丹陽，1856〜？）的《大中秘竅》，都只解釋｢經一章｣。²⁰⁾我們無從有系統地了解姜甑山對於｢經一章｣的解釋，但可以確定的，他對朱子改本的《大學》｢經一章｣是重視的。

雖說姜甑山接受朱熹版的《大學》，然而他並不是全面接受朱子的思想。《大學》在朱子思想是｢初學入德之門｣的｢性命之書｣，是理學心性論建構的基礎，然而，姜甑山卻紹承丁若鏞以來的實學傳統，我們可從《典經》〈教運〉第一章57條的記錄覘視：

又誦讀《大學》中的另外一段，並命眾從徒牢記。內容如下：

這段文字原出於《尚書.周書.泰誓》，原意乃要輔佐人君者，需要有推薦賢明之人的雅量。這段文字在朱熹《大學章句》的｢傳十章 釋治國平天下｣朱子解釋說：｢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！｣²²⁾朱熹的注解，亦在強調有仁德者，薦才得賢德之人為政，社稷黎民才得以延續；若沒有薦才舉賢的雅量，則無法守護國家與百姓。然何以姜甑山要眾信徒牢記《大學》內〈泰誓〉這段文字？我們可從《典經》〈教運〉第一章54、55二條記錄，考察其端倪：

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，京石為了私人想要｢流芳後世｣的想法，對於姜甑山安排他掌管兵部，心有不滿，而姜甑山認為，京石為人直率，適合掌理兵權。因為這個事件，他開始致力於教導《大學》經一章，並要門人反複背誦，主要希冀眾徒透過學習《大學》經一章，開啟智慧，而非執著於個人的偏見與好惡。他認為｢經一章｣乃孔聖智慧，且｢經一章｣所談乃由綱領、功夫、條目有系統的由個人修持至治國平天下。姜甑山重視由個人到家國的修行次第，且需以黎民群體為重，因此不能只看重個人的能否流名後世，更要接受、推薦、重用賢明者，適才適位，以保黎民家國。朝鮮末期，深受日本侵略殖民，國衰民賤，飽受欺凌，已接近亡國！因之，｢保我子孫黎民｣相形重要，故而他要眾從徒牢記《大學》中〈泰誓〉文字，最主要在於唯有薦才舉賢，賞識重用有才有德者，放下個人私心，包容接納賢才，方足以｢保我子孫黎民｣，進而國祚民安。因之，姜甑山以｢經一章｣談心性修持，〈泰誓〉論舉賢薦才，目的乃為｢保我子孫黎民｣。

就上文的分析，姜甑山對於《大學》的理解，乃在文化的連續性中另有開創。朱熹以心性之學解釋《大學》，並以經／傳的方式，重新編排《大學》，漢字文化圈的讀書人皆深受影響。韓國在高麗時期就引入朱子學，因之，無論士庶社會，朱熹版的《大學》成為共同的讀本；而在經義上，朝鮮時期學者見識了只重視心性之學的缺失，故與明清主張｢氣學｣儒者一般，以務實的態度重新詮釋《大學》，故而《大學》在民間教派修行者眼中，²⁵⁾兼具心性修行與實用價值，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理解與認識，亦復如是。

三、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解讀與運用

姜甑山將《大學》定位於兼具修行與實用之書，朱熹的心性之學的傳統，已成為讀書人的普遍知識，丁若鏞等人以實學解釋《大學》則是以政治實現為要，即使在以朱子學為主的朝鮮時期，丁若鏞的思想主張漸漸受到重視，並且緩慢地擴展與傳播。身為韓國朝鮮末期新宗教的創教者，姜甑山面對是平民百姓，如何透過《大學》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，強化《大學》的神秘性與神聖性，使之成為宗教書而非只是知識分子的經書，進而促使信徒願意閱讀並相信《大學》的神秘與神聖力量，因此，姜甑山乃從《大學》所涵蘊的宗教性談論其實用價值。

四、大巡真理會系譜之｢誠意正心｣思想的定位： 誠、敬、信與無自欺

《典經》記錄姜甑山對《大學》的認識，多著重於他對《大學》｢經一章｣之神秘能力的運用，因之，他對《大學》思想的詮釋較少，即使他認為｢誠意正心｣是修行人的首要，但在思想詮釋上實是罕見，直到道主趙鼎山與都典朴牛堂將大巡真理會｢誠意正心｣的內容具體內容定位為誠、敬、信與無自欺，大巡真理會對《大學》思想才有具體的闡釋內容。

四、結論

本文乃研究韓國大巡真理會對《大學》思想的解釋與轉化。韓國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一國，高麗國時期與中國元朝有血緣之親，因之受到元朝制度的影響，以朱熹《四書章句集註》作為科舉考試之選拔人才的必讀書，故而朱熹的《大學》改本與解釋，在韓國廣被傳播與接受。清末中國興起了回歸六經思潮，日本古學派也主張回歸到儒家的原始經典，以實學解釋《大學》，促使《大學》脫離心性之學，朝鮮儒者丁若鏞也深受影響，以實用角度注解《大學》，開啟了後之儒者多以實學解讀《大學》的契機。大巡真理會系譜創教主姜甑山，即在此一傳統脈絡中，以宗教修道的立場，賦予新義。

姜甑山十分重視《大學》，特別是｢經一章｣，他認為《大學》兼具心性之學與實學，尤其是誠意正心的真實修練。他將《大學》神聖化與神秘化，促使《大學》成為宗教書籍，他認為《大學》具有神秘的力量，故鼓勵識字的信眾一定要誦讀，藉以助人躲災避難，成己成人，此時的《大學》宛若道教的符籙，擁有奇異的神秘力量。再者，只要誦讀《大學》〈經一章〉，所有的疑難雜症皆可醫治，促使《大學》成為醫療書籍。

大巡真理會之道主趙鼎山將誠意正心的思想定位於｢誠、敬、信｣與 ｢無自欺｣，並以誠意為自修之首。趙鼎山在姜甑山的基礎下，發揚 ｢誠、敬、信｣思想，結合｢無自欺｣的修煉，在都典朴牛堂的闡釋與大力推廣之下，成為現今大巡真理會的核心教義與修道工夫，藉此可見韓國新宗教轉化《大學》之｢誠意正心｣思想，與其所開展的現況！